在陜西省渭南市蒲城縣博物館內，有一通清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刻制的石碑，碑上雖刻有“齊三貴家業地畝記”的字樣，然而當地百姓卻更習慣稱其為“清官碑”。

　　碑文由時任蒲城知縣蔡信芳撰寫，記述了一宗財產糾紛案的審理過程：蒲城縣蘇坊鄉村民齊佐清夫婦，家中有一叔母陳氏和一個年僅3歲的養子齊三貴。齊佐清與人合伙經商，賺了些錢。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，齊佐清夫婦相繼去世，合伙人見利忘義，吞掉了全部財產。一年后，陳氏將此事上告縣衙，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審理，此案終結后共追回白銀1090兩。而此時陳氏已因病身亡，齊三貴又尚年幼，這些銀子如何發落引起了鄉里親朋的關注。

　　要知道，清朝時期知縣一年的俸祿約為45兩銀子，這筆追回的白銀抵得上蔡信芳24年的工資，實屬巨額財富。但蔡信芳并不因原告已死，繼承人年幼而貪墨。

　　碑文中也寫明了蔡信芳當時的顧慮：“利之所在，人所必爭。且恐余一旦離去，其退回銀兩只見其入，不見其出，余何以對百姓后世。”蔡信芳擔心這一大筆錢會再次被心術不正之人覬覦，由縣衙保管顯然也無法取信于民，自己將來離任也無法安心。

　　他想到了一個辦法，“今勒令該村鄉約及其親族，將銀如數全部領去，置買田產。并將所置地畝若干、用銀若干、坐落何方，勒之于石，書之于券。此石即磨，此券不朽。他日齊三貴長大成人，繼承家業，可無凍餒之慮也，是為記”。于是便有了這通“清官碑”。

　　青石不朽，碑文為證。雙親俱亡的齊三貴或許并不清楚家中變故，但蔡信芳卻為齊三貴將來的溫飽作出了最佳籌劃，愛民莫過于此。而這通石碑被完整保存到了今日，亦讓我們一睹一百多年前這位清官的風采。

　　蔡信芳，字芝軒，湖南善化人，進士出身，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任蒲城知縣，頗有善政。這起案件是他上任伊始所辦，也正是在這起案件中表現出的清廉為民，讓他走進了蒲城百姓心坎里。

　　好官愛民，民愛好官。蔡信芳離任之日，得到消息的蒲城百姓從四面八方趕來挽留這位好知縣。深受感動的蔡信芳寫下《留別紳民》詩四首，其中一首最能表達他當時的心境：“罷郡輕舟回江南，不帶秦川一寸棉。回看群黎終有愧，長亭一別心黯然。”

　　也許當年蒲城百姓都是肩挑手提一些自家的好東西來為蔡知縣送行，但他卻選擇了輕舟上路，連秦川一寸棉都不曾帶走，感人至深。

　　雖清史稿無傳、生卒年不詳，但百姓保存著他的“清官碑”、后世傳頌著他“不帶秦川一寸棉”的高風亮節，蔡信芳守住了自己的一份“廉心”。

　　德不孤、必有鄰。明朝蘇州知府況鐘是歷史上有名的清官，在他赴京考績之前，曾有同僚提醒他要備厚禮遍送京城官員以謀求支持，但面對為其餞行的人們，況鐘賦詩一首：“清風兩袖去朝天，不帶江南一寸棉。慚愧士民相餞送，馬前灑酒注如泉。”

　　況鐘清廉正直的作風受到蘇州百姓稱贊。百姓們都稱況鐘為“況青天”，他和包拯“包青天”、海瑞“海青天”并稱我國民間的三大“青天”。

　　在當時，蘇州被稱為“天下第一劇繁難治”。上任伊始，況鐘故意在下屬面前裝作愚昧無知，任其欺騙。幾天后，況鐘召集群吏責問他們：“之前某件事應該辦，你們阻止我；某件事不該辦，你們強讓我去做。你們這群人，舞文弄墨已久，應當懲罰。”此舉令府衙上下大為震動，群吏不敢再偷奸耍滑，從此都奉法行事。

　　蘇州本是江南富庶之地，卻因賦役繁重等原因，致使民不聊生。在況鐘的力爭下，朝廷屢次下詔減輕蘇州的重賦，減輕百姓的賦役負擔。況鐘治下的蘇州，吏治清明，百姓安居樂業。在他回鄉守制之時，百姓曾作歌謠唱道：“況太守，民父母。眾懷思，因去后。愿復來，養田叟。”后來，蘇州百姓接連向朝廷上書，請求讓況鐘任滿后不要離開蘇州。況鐘前后在蘇州擔任了十三年知府，最后卒于任上。

　　況鐘一生為官清廉，自從政以來，一直過著儉樸的生活，他的住處“內署蕭然如僧舍”“無鋪設華糜物”，除有公宴外，平素用膳就是一葷一素。運載況鐘靈柩回故里的船中，“惟書籍，服用器物而已，別無所有”。他在《示諸子詩》中曾說自己“雖無經濟才，沿守清白節”，并告誡兒子“非財不可取，勤儉用無竭”。

　　浩瀚青史，秉公執法者有之，不貪不占者有之，為民請命者有之……“一寸棉”尚不染指的蔡信芳、況鐘等清官廉吏在青史中永生，聚成中華文化中耀眼的崇廉尚德之光。

來源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